11月20日上午10点钟，突接到从杭州打来的电话，一位陌生口音的女士说：“我是任明耀教授的女儿，我伴爸爸今天到嘉兴参加‘朱生豪先生学术研讨会’，搭乘快256列车，抵达嘉兴站11：50分，希望在火车站会面并同赴报到处。”
任明耀教授是在二个月前由上海许慰萱学兄搭桥，以通信方式相互接触的新朋友。任明耀是浙江大学教授（已退休），他对戏剧文艺有专长，并有专业著作出版，在这领域里颇有声望，虽已高龄86岁，这次应嘉兴市文化局邀请出席“朱生豪先生学术研讨会”。他想藉这个机会与我见上一次面。说真的，任教授是位著名学者，我是底层小市民，在这巨大差距下的结识是有些不可思议的，蒙他的青睬我当然是喜出望外，准时赴约了。我们是在宾馆会客室进行了近二个小时晤谈。
任教授开口就表达了他对我的不公处境的同情，同时鼓励我不要放弃申诉，党中央已提出“以人为本”的指导意识，你的问题理应得到合理的处理啊！接着他告诉我二件真实纪事：一位朋友的父亲在解放前任国*民党的县长，他有一枝手枪隐藏未交出，后来在政治运动中，儿子将父亲隐藏的手枪交出，但为时已晚，这位朋友被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判罪入狱改造，服刑期满释放回家，但政府不给予安排就业的机会，无奈只好长期闲居在家度凄惨日子。他有一位妹妹，较幸运就读音乐系，弹一手好钢琴，她业余为一位“高干”的女儿辅导弹钢琴，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位“高干”来到她家中，看到她的哥哥在家，顺便询问在那个单位工作。她就如实反映了情况。“高干”听了感到处理过严，他就对她说：“你把详情写个书面材料给我。”事后，她把书面材料交给“高干”。不多久，传来特大喜讯，政府给予如实处理，按过去的职务岗位办理退休手续，重新获得了晚年的安乐生活。
另一位朋友在50年代讲了一句“错话”被判刑长期在监狱服役，期满释放回家，也是得不到就业的安排，生活处于极端困境。他虽连续多次向政府申诉，可是没有一个单位受理，最后发现“监狱”把他的有关档案材料丢失了，因此就失去了“受案单位”的依据。这位朋友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被架空的“受害者”。
任教授动情地说：“一样性质的事，还要靠‘机遇’，前者是幸运者，后者就一辈子受屈了。你的情况也是一个样，所以要坚持不断申诉，也许有朝一日时来运转，碰上了好运啊！”最后，任教授帮助我总结了四句话：“不放弃继续申诉，也不抱过高希望，心态宽容知足长乐，健康第一长寿百岁。”任教授是高龄老人了，半天的旅途也挺疲惫，也该适当午休养生，我不愿过份打扰，主动建议谈话暂告段落。任教授乐意地接受了，并说今后继续加强书信联系。我馈赠拙作《路边小草集》一册及《随想随写之八》小文，彼此在握手互祝健康长寿中告别。
我对这次匆促会见和短暂交谈是感到高兴的。任教授是位著名学者，但从我们第一次握手时就似乎感到彼此间没有“冰山”的隔阂，一经交谈就似乎是心心相印了。我直感在这世界上又多了一位“知心人”的新朋友，在我的晚年生涯中又增多了一份精神慰藉，也增添了一份生活的勇气，更充实了一份乐观向上的心态。在此，我要向世上关心我的知心朋友们道一声：“由衷的谢谢！”（1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