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铁汉也有泪落时（读史琐记之六）
黄仁柯 著
诸位亲友：
马识途是电影<让子弹飞〉的原作者，110岁老寿星。
我的近作<马识途：铁汉也有泪落时>不是浅浅的喝彩，而是通过地下党领导人马识途和家人遭遇到的委屈丶不公，展失一段时间内，党的统一战线遭遇到的严重损害，呼唤"实事求是”的传统，呼唤对人民群众宽容丶宽松丶宽厚的君子风尚。当然，文内也披露出了不少地下党员的痛心往事。供后来人引为借鉴。
文件附上，供君一笑。
黄仁柯
4月27日
2024年3月28日，110岁的文坛耆宿马识途先生在成都仙逝，把杨绛先生创造的文坛高寿纪录105岁整整提高了五年。上了点年纪的人都明白，人过耄耋，每迈过一年都如同跨过一座大山，何况是过了期頣的长者，这个五年，可不是那么说跨过去就跨得过去的！按了过往的套套，要对这样一个刚刚仙逝的尊者发点议论，可是一件犯忌的事。弄不好就会让人指责为哗众取宠、借名人的光环照亮自己，或者干脆让人把这种议论和鲁迅先生讥讽过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归纳成为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正因如此，马老仙逝之后，尽管心中有着好多次的冲动，企望着把自己品读马老作品过程中产生的若干浅见，同读者诸君一吐肺腑，但末了，到底还是按捺住了自己。我同马老到底相隔得太远。而且，马老作为一个世纪老人、文化名人，该有多少文化历史工作者在注视着他！该有多少沐浴过老人家恩泽的门生故旧、致亲好友在关注着他！作为文坛晚辈，尽管对老人充满着仰慕之情，但面对现实，还是应该识相一点，把研究（宣传）老人家的机会先留给别人吧。正是因了这样的考虑，马老仙逝之后，我除了2024年3月29日上午10时在浙江文坛几个朋友中发了一个简短的唁信，便再无动作。我的唁文如下：沉痛悼念马识途老师！他的《夜谭十记》、《夜谭续记》、《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人》都认真拜读过。老人家是一个大写的人，一生中受过不少的委屈。晚年极具自省精神，是我辈学习的榜样。马老爷子一路走好！
写罢这几行文字，我便热切地盼等着知情者（或致亲好友，或门生故旧）写出有关马老的真情文字。期盼着通过他们真情的描述，让后来者了解这位世纪老人的沧桑艰辛，读懂老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从而以史为鉴，通古今，喻当下。怀念性的文字倒是等来了不少。可是，读过几篇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犯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马老已经110岁。他的几个儿女也该早过了古稀、耄耋。那些能够称得上和他一起经风雨、见世面的战友，还能有几个坚持着不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的？指望再有人写出“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迂腐了。当然，马老坚持着活过了“人瑞”，使得不少的晚秀获得了亲眼目睹老人家言谈举止的机会，从而也使得他们在书写回忆文字时颇能够绘声绘色。可是，读过这些绘声绘色的文字，却明显地让人感触到，他们对于马识途老的描绘，赞赏颂扬有余（这当然是必须的），但对晚年马识途精神世界的另一个侧面，却忽略、遗忘、甚至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而缺少了这个侧面，遮蔽了这个侧面，110岁的马识途就是一个缺少本原的、不完整的、变形了的革命者。这话可能有点扎耳朵，但是必须说。这个侧面到底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晚年马识途的自省、自责与反思，就是老人家在怀念巴金的短文《巴金回家》中深情表述过的几句话：“巴老：这是一本学着您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您的面前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将付出什么代价。”“我知道，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是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说假话永远不能接近真理。”（见马识途散文随笔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 P13、14页。此书以下简称《那》书）
这样的表述在老人家忆写杨绛、韦君宜、曾彥修、夏衍、曹禺等师友的文章中，曾经屡屡出现。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老人家说得何其一针见血！在中共党内，马识途是两个最有代表性的“职业学生”之一。所谓“职业学生”者，是国民党特字号人物对于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的地下工作者的指谓。马识途1915年出生于四川。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他已经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了一年。后来，中共中央南方局任命他为鄂西特委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杀，南方局指示他报考西南联合大学，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考上联大后，他担任西南联大地下党的支部书记。由于是从大一重读，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他比学弟学妺长出了好大一截。他尊汪曾祺为学长，却比汪曾祺整整长了七岁。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学生”是邓拓。邓拓比马识途的资格还要老一点，一二九运动发起之时就已经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了。邓拓先在北京读大学，后来又重新考进河南大学。光一个大学本科就前后读了六七年。1937年7月河南大学毕业，他才“甩掉”“职业学生”的帽子，走进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相对而言，两个“职业学生”参加革命之后的道路，邓拓也许稍微通畅一些。当然，这是指解放前所走的那一段。抗战军兴，国民党20集团军司令商震率队抗日，同共产党相处融洽，邀请邓拓到20军做民运工作。可过后不久，商震又聘请国民党派人到他的部队建立政治部，把邓拓“礼送出境”。在组织安排下，邓拓也就进入八路军的晋察冀根据地办报，从此凭着一枝笔管，在新闻战线驰骋纵横，从晋察冀日报编辑，一直干到了人民日报总编辑。马识途解放前的道路就要坎坷复杂了许多。马识途1937年8月由组织介绍到鄂豫皖苏区参加党训班，1938年3月由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十几年，一直到解放，马识途的组织关系都由钱瑛同志接转。研究和关心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钱瑛是个巾帼英豪。对敌人横眉冷对，对同志无微不至，对奸侫刚正不阿。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三年内战时期，她一直坚守在龙潭虎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长，协助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通盘领导着我国南方十七个省市地下党和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钱瑛对于马识途一向关爱、信任有加。有什么啃不动的骨头需要调派得力干部“去啃”，钱瑛总忘不了马识途。马识途向钱瑛提出与地下党员王放同志结婚的报告，钱瑛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还特意把马识途和王放一起调到香港参加学习班，在香港为他们举行了一个情深意切的婚礼。可以说，南方局对于马识途充满了信任与关爱。而马识途在他接受党的重托，担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中共曲靖特派员、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之后，也在斗争中以自己地忠贞、勇敢、坚定、不怕牺牲和大智大勇，认真地践行了自己面对鎌刀斧头立下的誓言。熟悉中共革命斗争史的读者，一定都不会忘记老人家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过的一段话：“十八年的经验，也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注意，老人家在这里可是把“统一战线”摆在三大法宝首屈一指的地位的哟。“统一战线”四个字的边沿十分广阔，但是策反、情报活动，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策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情报活动是“知已知彼”。一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知道，这两条可是知兵用兵的关键所在。老人家本来预计解放战争要打五年，后来预计可以缩短一年，再后来，只打了三年多一点，蒋先生就跑到那个小岛上去了。原因可以说很多，但是，二百多万蒋军官兵掉转了枪口、蒋军中枢机关的绝密文件源源不绝地转送到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公文包，肯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马识途亲身经历了湖北、四川、云南三省地下工作的腥风血雨，对于老人家关于统一战线的高度评价尤其感同身受。因此，成都解放，当他以成都地下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新的军管会时，他对未来充满了憬憧与向往。在他盛年所写的许多小说、散文中，这种欢欣鼓舞表现得琳璃尽至。可是，他的这种欢欣鼓舞，过不多久就蒙上了阴影。他的不少部下，尤其是那些奉命“打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机关的地下党员，也如同在南京坚持地下斗争的地下党员一样，在红旗升起之后，遭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麻烦。新的“审干”人员不认可地下党组织认定的这个“打入”，只认可那个含混不清的“加入”。马识途曾经去开展地下工作的云南地下党，对整个省委是不是合法？是不是“红旗党”？都长期的遭遇到质疑。不过，马识途到底是经受过严格组织纪律训练的老党员了。他只能把自己的疑惑埋在心头。而在某些顶头上司精心布置的特殊场合，他甚至还做出过某些伤害同志的让他自己都深感不耻举动。这些举动当然不会光彩。在有些人那是至死也不会去触动的伤疤。可是，在《那》书中，晚年马识途却以坦荡的笔触，毫不掩饰地记述了自己参与对地下党战友“大打出手”的不光彩的往事。受过马识途伤害的战友，一个是地下党成都市委中学区委负责人贺小妹（贺惠君） ，一个就是那个经由钱瑛同志批准结婚的他的妻子王放。关于伤害贺惠君的来龙去脉，马识途写了七八千多字，很详细了，我们只能摘要记之。马识途1947年调任地下党成都市委副书记后就认识担任市委中学区委负责人的贺惠君了。解放后马识途在成都市委分管青年工作，贺惠君在团市委负责，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相遇。贺惠君当选团中央委员，马识途还着实为她的进步高兴了好一阵。可是，这种“精神解放”的日子没过上多久。“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后，成都团市委许多青年党员，一夜之间就被当成胡风嫌疑分子，遭遇到了严厉的审查，其中就包括了贺惠君。七斗八斗之后，这些人中有不少被定性成了胡风嫌疑分子，有的被开除学籍，有的还被逼疯了。贺惠君“大难不死”，定性受胡风思想影响，勉强过了关。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57年大鸣大放，贺惠君又“跳了出来”，对自己在“肃反”运动中受到的清查表示不满，对省委个别领导对于地下党的不公正对待表示异议。贺惠君当然是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派的锣鼓一响，她理所当然就成了批判的重点。于是，在一次示范性的省级机关批判大会上，马识途终于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马识途在《那》书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无情的剖析。
马识途是这么写的：“我进了礼堂坐在前面几排里。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有意而然，我们的省委书记看到了我，特意招呼我，叫我坐到他的身边去。真是想躲也躲不脱。我心里惶恐，却装得乐意从命的样子，坐到他的旁边。除了一般寒喧，他没有说什么，我更不敢说什么，只是心情更紧张。批判大会开始了。我不记得是不是第一个就批斗贺惠君。……..她被弄上去站在台上一边，并没有低头，还是那么冷然地望着台下。我不敢抬头望她，生怕她看到了我。我心里正在琢磨着，为什么省委书记要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去，莫非是我有什么问题，到了时候，将被他点名站到台上去？这样突然被他点名站上台去检讨的事，过去是常有的。我的心里乱七八糟，胡思乱想，也没听清楚已经有多少批判勇士上台去批判贺惠君了。我只是听清楚了有一个批判者正声色俱厉批判贺惠君的话，说她诬蔑省委书记对待地下党不公平，在政治上不信任地下党，无端怀疑有的地下党员是反革命，说她这是无耻谰言，是对于省委书记、省委的恶毒攻击，典型的右派言论。这时，省委书记忽然对我说：‘你是地下党的领导，你应该上台去批判她，看我对你们地下党到底怎么样。你不是被提拔为建设厅长吗？她不是被推举为团中央委员吗？’我终于明白，省委书记那么热情招呼我坐到他身边去，是早有预谋的。是要我充当他的打手，上台去批判贺惠君。这对于贺惠君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了。省委书记点名要我上台去批判自己的老部下，我该怎么办呢？说实在的，贺惠君‘攻击’省委书记对待地下党不够公平，是反映了许多地下党员的心声的，我不仅听得很多，我自己就有同感。省委书记对于地下党一直有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看法。我现在却要上台去，在大庭广众面前，特别是在许多地下党员同志面前，睁起眼睛讲假话，眜着良心去批判自己很熟悉的老部下，情何以堪？我不知如何是好，真是生死祸福就在一念间。省委书记看着我的眼神，在我看来，不仅严厉，甚至凶残，如剑锋一样对着我。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横下一条心，走上前去要求发言…….我讲了几分钟就下台来了。我一直不敢看贺惠君，下台的时候从她的身后走过，连她的背我也不敢看一眼，简直是落荒而逃。但是省委书记却感到很满意，以微笑迎接我入座，然而那微笑却叫我寒心。
散会了，我几乎难以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想，贺惠君的心里一定流着血，或者她正在心里痛恨我，不讲良心，这么卑鄙！是的，我是卑鄙，然而我的心里也流着血。我上台去说的那些话，就像刀子一样，把一个一直尊敬我对我好的同志伤害了，他们一定会把我的批判作为主要依据，把贺惠君定为右派。贺惠君这个右派是我冤枉打成的。我为害怕自己被打成右派，便冤枉了好人。我算个什么玩意儿呢？我还有脸再见地下党的同志吗？”（引自《那》书P130—133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贺惠君获得平反改正，出任省旅游局党组书记。马识途几次想当面向她道歉，但念叨着“来日方长”“机会有的是”，也就一次一次地失去机会，直到2005年贺惠君在北京去世。按照马识途的说法：“于是我失去了自我赎罪的机会，而且永远地失去了。我将带着这种失悔走过我的一生，忍受羞愧的啃噬。这是我一生中永远的遗憾。”马识途感到憋屈、愧对的另一件事关联着他的妻子王放同志。马识途与王放是一对革命的患难夫妻。
1947年3月，成都地下党（川康特委）决定办一张如同小说《红岩》中描述过的重庆地下党《挺进报》一类的油印小报，专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电稿，送给党内和进步人士阅读。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办这样一张报纸当然要冒杀头的危险。而且，出于保密的考虑，这张报纸只能由一个人完成编、刻、印、送、筹钱的全部业务。经过认真挑选，成都市委最终决定把市委委员王放同志调出来专职办报。王放是1939年入党的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地下党四川大学支部书记。为了办好这张名为XNCR（延安广播电台呼号）的秘密报纸 ，王放不仅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而且要克服许多难以想见的困难。然而，王放顽强地走了出来，铁肩担道义，把XNCR办成了一张剌向敌人心脏的匕首与投枪。马识途有过一段婚姻。他的原配妻子、地下党恩施县委副书记刘惠馨同志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捕牺牲。1948年，钱瑛同志批准马识途与王放结婚的时候，专门送给马识途和王放一对金戒指，表达了对于新婚夫妇的热情祝福。凭心而论，王放是久经考验的、为共和国创建立下过功勋的有功之臣。可是，由于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红旗升起之后，王放却走得一路艰辛，解放后连个工作单位都久久不能落实。要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党很多领导同志（如周恩来）经常宣讲的那个“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那个“有成份论； 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三段论”，在很多地方和单位，并没有得到全面、准确的执行。到得后来，这个鼓励了几十万几百万知识分子的“三段论”，实际上也就只剩了一个“有成份论”。马识途的家庭出身也“彼此彼此”，自己都“底牌不硬”，那里还敢为妻子声张一下正义？后来把王放分配到成都市建筑局当支部书记，降级使用，成为区级干部，作为市委副书记的马识途，还得到处表示“感谢关心”。马识途被“提拔”为省建设厅厅长之后，建设厅建立了一个建筑设计院，人才缺乏，就办了一个建筑设计学习班。由于对家庭出身伤透了脑筋，王放就干脆要求去学习班学起了技术。王放老老实实地从绘图员干起，反正无官一身轻，干脆专心致志，一门心思地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建筑技术员。后来还是上级到设计院考察干部，见这里还悬着一个39年入党的老党员，又没犯什么错误，觉得让这样的老同志仅当个技术员不大说得过去，这才给王放重新提了个设计院副院长。王放还不愿干，认为吃口技术饭，也蛮好。后来还是马识途好说歹说，她才同意“走马上任”。不过王放始终郁郁寡欢。她父亲曾在国民党河南省省长张轸那里挂个“军法处长”的名义领薪水。解放后判了刑，廋死狱中。有这么一个“杀、关、管”的父亲，王放只能自认霉气。“反正出身不好，家里有人杀关管，这一辈子倒大霉了”（王放语，见《那》书，《王放，刻骨铭心的往事》P264页）王放生育了三个孩子。马识途白天上班，晚上写小说，家务事全压在她身上。她身体有病，又从来不当一回事，不肯休息，就这样硬生生地把身体给拖垮了。1966年，四十岁的王放已经病入膏肓。当时“史无前例”运动的“烈火”已经熊熊烯烧，好多省市当权者都搞起了“丢车保帅”的勾当。浙江的林淡秋，北京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一个个都成了运动的靶子。马识途当时担任着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经常舞文弄墨，又长期干地下党，顺理成章就被西南局当靶子抛出来，宣布定性为“西南局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马识途当然不敢把西南局的决定告诉重病中的妻子。但王放何等机敏之人？早就从广播中得知了事情的原委。有如当年地下党被破获之后一样，王放异常镇定。她告诉马识途：“我们不是反革命。我相信总有一天搞清楚，党的政策，不冤枉一个好人！”王放的话说得信心十足。可是，她到底是一个重病号，心理再强大，也抵不住这来自自己营垒（还是权威的上级）的致命一击呀！过不多久，她的病情就急骤地恶化。弥留之际，她拼尽全力，从喉头中挤出了一句虽然模糊却仍然可以分辨清楚的话。她说：“你不是反革命，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马识途用泣血的笔触，描述了与妻子诀别的最后时刻：“我不让小工进来抬走她的遗体，我趴在她的身上哭，直到她的身体再也没有一点热气，她的紧紧抓住我的手指完全僵了，我经过努力才拔出我的手指来。应该感谢我的领导，给我几天假，不开我的批判会，让我料理后事。王放的遗体停放在殡仪馆。她是一个革命一生的响当当的共产党员，然而因为我的关系，没有在她的身上覆盖党旗，除开我的三个孩子和兄弟、妹妹、侄儿女，没有朋友来告别。只有她工作单位派来办后事的几个人和机关办公室的老宋以及押着我的人，一起送她进火葬场。我的眼泪不多了，三个孩子竟然不知道怎么哭，吓得呆了，不相信他们的妈妈从此见不着了。“1979年1 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为我举行平反大会。然而这一天距王放对我说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了十二年。王放再也不可能看到我平反了，这是我铭心刻骨的悲痛。…….”（见《那》书《王放，刻骨铭心的往事》P270页）马识途把失去王放称之为“铭心刻骨的悲痛”，把对贺惠君的“捅刀”称之为“一生中永远的遗憾”。马识途的自省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一个年逾百岁的高级干部，能够如此深刻剖析自己、反省自己，对自己的自私、懦弱进行实事求是而不是文过饰非的回忆、反思、批判，马识途是难得的一个。读上面两篇文章不会太轻松。但是，马老在《那》书中的另一篇文章，笔触就不一样了，平实、诙谐、正气凛然，甚至还有一些黑色幽默似的“得意洋洋”。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为他证明他的潜伏生涯》。潜伏者叫黎强，抗战初期在延安接受“特别训练”后被派回四川。中共地下党组织设法把他送进国民党特务组织。他一直隐藏得好，取得了特务机关的信任，被调到国民党四川省特务委员会，在情报部门得到重任，每次军、警、宪、特召开联合会议，他都有资格参加，使我党获取了许多机密情报。1947年夏，国民党特务实行全国大逮捕。黎强把特务将要逮捕的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一百多人的名单，及时送给地下党。当时担任成都市委负责人的马识途正是按照这个名单，通知上了名单的同志疏散。凡是走了的都没有被捕。一百多人免遭逮捕，黎强为革命立了大功呀！可到了“史无前例”，本来铁板钉钉的事实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已经随同原公安部部长王昭同志一起调任青海的黎强一夜之间就成了“青海地区头号走资派”“一手包庇下的”“国民党大特务”，成了一桩“御批案件”（马识途语）的涉案重犯！那时候的马识途在被西南局宣布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后，又被“小将”套上了一顶“四川叛徒集团头子”的桂冠，正关在成都昭觉寺一个“文明监狱”接受“专案审查”。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找他外调的人特别多。有日，监守士兵通知他“外调”，却把他带进了“提审室”。他拒绝进门，与两个外调军官大吵一顿。后来经过监管的解放军团长协调，外调的军官才不得不走进“外调室”。原来印好的“提审纪录”，也不得不改成“外调纪录”。马识途在自己的文章中，对于外调过程进行了精彩的描述，没有亲身的经历，想象力再强的作家也不可能虚构出这样精彩的细节。马识途的述写如下：他们（外调军官）介绍情况，说王昭这个大走资派，长期掩护一个大特务黎强，案情十分严重。我插话：“黎强是为党立过大功的地下党员，不是特务，他是党派他去特务机关潜伏的。”那个军官说我们提审过在押的两个特务，他们说他们就是黎强发展的特务。黎强不是特务，他怎么能发展特务呢？”我说：“这个好解释。他如果不发展两个特务，怎么能取信于特务头子？”他们说：“凭你空口说的话，我们怎么能信得过你？”另一个军官用讽刺的口吻说：“一个叛徒证明一个特务，叫我们相信谁？”这话着实把我激怒了。我说：“谁证明我是叛徒？你必须说清楚，我拒绝你们外调。”又吵了起来，又惹来了监管团长。团长批评了他们：“你们怎么能这样说？这些老干部是你们吓诈得了的？你们这样外调，能完成任务吗？”那个军官不得不向我道歉，外调才得以继续。我说：“要证明黎强是好同志，其实很简单。根据他送出的黑名单，我通知疏散出去的地下党领导同志，现在大概也被打成走资派在监管中。你们随便去问几个，当时是不是因为我通知他们上了特务黑名单因而走避，才免于被捕的？这黑名单就是黎强设法送出来的，一个特务能送出这样的黑名单给党的领导吗？”结果明摆着了。好几个监管中的同志都准确地报出了时间、地点，过程，与马识途所讲的完全一致，悬在黎强头上的特务帽子当然没能再砸下来。党的三中全会之后，黎强复出担任公安大学党委副书记，1999年去世。虽然好人不长寿，但经过马识途拍案而起据理力争，危难之中没让人打成特务“杀关管”，到底也使得这事展现了某种喜剧色彩。
好人好报，按理，这个故事是可以让读者自我宽慰一番的。可是掩卷沉思，我却无法从这个“喜剧”结尾中释怀。马先生讲述的这几桩往事，让我不由自主就想到1997年，为写作长篇纪实文学《南京是和平解放的吗》，我到上海华东医院采访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时，老人家同我讲过的另外一些地下党员的往事，竟然与马识途的所经所历，“何其相似乃尔”。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市委八任书记走进了雨花台（刑场）。1946年3月，谭震林找陈修良谈话，要她到南京任市委书记。当时南京地下党几经破坏，只剩下了几十个党员、按五六个条块分散在全市各地。陈修良说，当时南京形势十分险恶。进城伊始，她就做好了做“第九个”的思想准备。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恢复重建，渡江战役打响之前，南京地下党已经发展到了二千多人的规模，渗透进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的好多组织、单位、部门。仅在警察系统，地下党就专门成立了警察运动委员会，首都警察厅下属的十几个警察局都有了党的活动。南京市委把“不战而屈人之兵”、把“大策反”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市委对2000多名党员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摸排，指派有“社会关系”条件的党员千方百计利用这种关系“打入”敌人的营垒。南京市委的“大策反”方针取得显著的成效。市委策反委员会成员、沙孟海先生的胞弟沙文威（史永）早就已经打入“中统”成了中统专员。他策反国民党B24轰炸机驾驶员俞渤驾机起义。俞渤同意，但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陈修良毫不犹豫就批准了俞渤的入党请求。考察的时间是短了一点，但地下党市委认为：俞渤关键时刻选择站在人民一边，这个行动本身就证明他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俞渤入了党。B24轰炸机的炸弹也差一点就把国民党总统府给炸平了。另一个策反故事更加出人意料。1948年末，地下党南京市委学委委员沙轶因在向组织开列社会关系时，汇报了她有个姐夫杨兆龙是国民党最高检察署的司长。陈修良立即抓住了这个“关系”，指示沙轶因做好姐姐、姐夫的工作，劝说杨兆龙，设法营救关在狱中的我党同志。几次接触之后，杨兆龙答应可以考虑。就在杨兆龙思想出现松动的时候，李宗仁代总统由于最高检察署署长出缺，决定任命杨兆龙代理最高检察长。陈修良断然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敦促杨兆龙劝说李宗仁释放政治犯。“杨兆龙进退维谷。他深知国民党人心丧尽，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已是历史的必然，自己应该考虑退路，立功自赎，劝说李宗仁释放政治犯。但是他又深知，这种劝说一旦事泄，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他到底是国民党官场的‘老人物’，手上也判过不少共产党的案子，共产党以后会怎样对待自己呢？他心里没有底。他要求与共产党的负责人谈谈。他需要共产党方面一个明确的‘说法’。陈修良派出了策反系统的白沙。整整一夜的交谈，终于使杨兆龙下定了决心。”三月下旬，杨兆龙面谨李宗仁。“李宗仁告诉杨兆龙，可以考虑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可是这个态度一表，他就飞到广州去面晤孙科。陈修良惧怕夜长梦多，催促杨兆龙赶到广州请李宗仁签署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四月五日，李宗仁释放政治犯的命令终于在南京公布。具体执行命令的也正是杨兆龙！“大批政治犯走出了监狱的铁门。四月二十日，当国民党筹划放弃南京、国民党特务准备再来一次屠狱时，南京狱中的政治犯已经了无踪影。”（见黄仁柯：《南京是和平解放的吗》，《章回小说》1999年第9期、《传记文学》《苏州晚报》全文转载）同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陈修良的脸上一直浮现着深情的笑影。老人还告诉我，1990年，陈士渠上将为写回忆录，带着几个秘书到上海找她和几个老同志开座谈会。忆及南京解放，上将说：“南京解放时我是解放军的先遣部队，没有经过什么战斗就渡江进了南京。地下市委配合得很好。南京可以说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的同志不敢这么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事实就是这样！对于陈修良和地下党南京市委的同志们，这公正的评价，也许就是最大的奖赏了。但是，当我问起地下党的同志，尤其是杨兆龙解放后的境遇时，老人一下沉重了起来。老人告诉我，解放之后，地下党的同志，尤其是那些奉命“打入”特务组织的同志，不知经过什么样的“无形之手”，不知不觉间就成了“加入”特务组织。你去找人理论，人家不理，说反正就是“入”了，我们看不出“打入”“加入”有什么原则性的区别！
陈修良对此十分愤怒。她对我说：一个“打入军统”，一个“加入军统”，看着只差了一个字，含意可就是天堂地狱。小学生都看得出个中的玄妙。常说刀笔吏厉害，他一个字的更改就能决定一个地下党员的生死存亡！说到统战对象杨兆龙，陈修良更是不住地叹息，说对不起这个救了无数政治犯性命的统战对象。红旗升起之后，杨兆龙不仅没有得到一句肯定表彰的好话，反而在肃反中被判了重刑。直到三中全会之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才给他的冤案平反。（详见宁波市图书馆编撰《沙文汉.陈修良自存文档目录》P379页）一个有良知的旧法官，在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为人民做了好事，没有得到犒赏，反而判了重罪。天理昭昭，天理昭昭呀！我不能不感慨万端。相当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史无前例”，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被糟塌得何等的不堪入目！当然，因“打入”敌特遭遇险境而最终能够化险为夷的地下党员，也不是绝无仅有。沙孟海胞弟沙文威（史永）就是其中一个。解放后沙文威出任中央统战部党派处（局）处（局）长。他的兄长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后，康生立即对统战部长李维汉交待：这个史永可能是“中统”留下来的！言下之意当然清晰无疑。亏了李维汉是个明白人。他知道沙文威是怎么“打入”中统的。而且沙文威的直接领导张执一还好端端地当着统战部的副部长，张执一说沙文威没问题，你凭什么说人家是“中统”留下来的？不过康生交办，他又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把沙文威调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算是对康生有了个交待，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详见《沙孟海和他的CP兄弟》 黄仁柯 著，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可是，像李维汉这样的明白人到底不那么好遇呀。“打入”敌特组织的地下党员遭受不公正待遇就成了概率很高的事件。那个与唐弢一起被认为学鲁迅杂文学得最好的聂绀弩先生也是一个。聂绀弩先生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归国后，于1934年加入我党。地下党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四川，到同为中山大学毕业生的大特务康泽那里搞情报。先生当然从命。可是康泽是复兴社的“头牌花旦”，机敏过人，他那个情报是那么好搞的？这段“打入”的经历让聂绀弩“羊肉没吃到反惹了一身羶”。加上他三十年代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同胡风相厚，还一同组织过文学研究会，反胡风运动一起，他自然而然就成了重大嫌犯，“隔离反省”。到得“史无前例”，更被判处无期徒刑，同国民党战犯一起关押山西，一直到1976年9月25日，才跟随着这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获得“特赦”。等三年之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先生无罪，先生已经在苦难中渡过了二十六个春秋，成了一位年逾古稀精干巴瘦的垂垂老翁。（见《谈笑有鸿儒》 周健强著，蒙宪编注 群言出版社2024年2月版 P158—168页）
凡此种种，都让人感触得到，马识途在《那》书中所描述的事件和人物，不是简单的个例。马识途做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他对往事的自省与反思，不仅体现了他本人崇高的品德，为其他有着相似经历者提供了一个范例，也应该可以说是给后来者提了一个醒，让后来者知道：我们一向引为法宝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一段时间中，曾经遭受过何等严重的损害！老祖宗有句话叫“言必信，信必果”、“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对于一个正派的个体（君子），我们尚且可以堂堂正正地要求他兑现自己的承诺，何况是一个以“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革命党！老祖宗历来都主张对人宽容、宽厚，更何况对待自己的同志！“史无前例”“窝里斗”那一套瞎折腾，我们的民族再也经受不起了！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打住了。不过，虽然有被指“狗尾续貂”的风险，我还是想在文章即将结束时把陈修良老人说过的几句话摘引出来，与读者共享。那是1996年7月11日，陈修良90岁诞辰，上海市委宣传部、市老干部局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庆贺会，陈修良老人说的一段话。她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如果要谈今天的政治而不研究过去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讲今天的政治，也不会懂得将来的政治。中国的历史是世界上最长、最曲折、最可珍贵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这个历史不可忘记、尤其是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一定要去总结。”没有历史的民族是虚弱的，没有自尊的。”（见《百年缱绻》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P155页）
感谢马识途老！你勇敢剖析自己的自省精神，为一切有良知的革命党人树立了榜样，你那句“说假话永远不能接近真理”，将永远照亮后来者奋勇前进的心灵！
感谢三中全会！没有三中全会，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不能昭雪，成千上万扭曲的脊梁不能伸展，我们的民族也许还在泥泞沼泽中艰难地摸索、巅波！
马老，走好！远去的前辈们，走好！
2024年4月22日 下午五时 初稿于 静怡斋2024年4月23日
下午四时 校改2024年4月25日 下午五时 再改
（作者简介黄仁柯 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原驻会国家一级作家。）
本文图片来源美篇@爱老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