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朋友：
原陆军20军宣传处副处长、杭州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张建洲同志去世5周年之际，我写文《老兵书话：小男子汉和他的长津湖》，怀念这位可敬的长者和朋友。现转发给你，以怀念逝者。
写杜荣进兄的文章，阅读量已达2622。面向全球读者！
黄仁柯
2024年1日15日晚8时
老兵书话：小男子汉和他的长津湖
黄仁柯著
小男子汉不是少年自封的。小男子汉甚至还不仅是一个单指的人名称谓。小男子汉是长津湖战役中产生的一个独特的别样故事。
随着一部电影的热播，长津湖三个字似乎一夜之间就闯进了人们的视野，让人感到一种猝不及防的突兀：长津湖在哪里？它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于远离了战火的九0后、00后来说，这样的疑惑顺理成章。长津湖离我们确实很远，远得有似一个缥缈的梦魇。可是，对于亲历过那埸生死鏖战的小男子汉和他陆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的战友来说，长津湖却永远就在眼前，长津湖三个字已经钢浇铁铸一般烙在了自己的心头。长津湖是一个血染的名字，长津湖更是一个令战士魂牵梦绕的所在。
2009年4月，长津湖战役的亲历者、陆军第二十军58师政治部副主任、军旅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范执中同志，在签名赠予我的《军旅纪事》一书中，就详尽记述了长津湖战役悲壮惨烈的一幕，记述了杨根思烈士怀抱炸药包冲向敌群时惊天动地的怒喊。他在《军旅纪事》一文中说：…..东线第二次战役打响后，我军（20军）奉命与友邻27军向长津湖地区之敌美陆战第一师和第七师、第三师共五个团、一个坦克营、三个炮兵营，约万余人发起进攻。……29日拂晓，踏上小高岭的杨根思和他的第三排，立即进入换防连队留下的用雪块、冰块构成的工事，严阵以待。随着黎明的到来，敌人的密集炮火接踵而至，似雨点般倾泻在小高岭上。沉重的爆炸声，尖锐的弹片呼啸声响成一片。敌机低飞盘旋，不停投弹、扫射，掷下的凝固汽油弹在燃烧，小高岭上一片火海。这是敌人发起攻击的先兆。果然，成群的敌人攻上来了。杨根思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次、2次、直至第8次，都被杨根思和他的第三排打下去了。第8个回合，打得艰苦卓绝。战士们在手中的武器弹药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凭借刺刀、枪托、铁锹、石块与敌人拼杀，坚守住阵地。小高岭只有杨根思和两个伤员了，弹药耗尽，敌人攻击又起。这是第9次了。杨根思命令两个伤员下去，让通讯员吴福前去重机枪阵地传达他的命令：配属的营部重机枪排长立即撤回主峰。而后，他跳出工事，举起卜壳枪，瞄准挥舞着小旗子的美军指挥官，随着枪声，美军指挥官倒下了。杨根思从容不迫地抱起炸药包，拉响导火索，向敌人冲去…….（《军旅纪事》162—163页，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范执中同志当时是20军58师宣传干事，可以称得“军中秀才”。58师向志愿军总部发出的关于“杨根思连”英雄事迹、要求授于杨根思特级战斗英雄的报告就出自他的手笔。做为一个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实践者，他理所当然地把目光聚焦在战士们在战场上的勇敢、顽强和牺牲精神。
小男子汉就不一样了。杨根思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小男子汉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他的年龄和他与几个女兵大姐朝夕相处的工作经历，使他的长津湖记忆和其他拼搏在第一线的战友有着很大的区别。他的长津湖虽然也有着与别的男性战友一样的苦难与血腥，但他的长津湖更有着别的男性战友无法体验到的战火中的、女人无法掩盖的人性大爱和这种大爱产生的巨大的灵魂震动。
小男子汉是在长津湖战役已经打得硝烟弥漫的时候才在小说中正式出场的。
按照长篇小说《战火中最美的女人》的描述，小男子汉1935年出生在江苏省镇江的一个农民家庭。1951年2月到队伍上吃粮时还是个不满16岁的“小鬼”，到朝鲜后被分配在炮兵团战场救护队做救护员。小说中的小男子汉叫张锦成。但所有看过小说、熟知小说作者张建洲同志生活经历的朋友都明白，这只不过是小说作者张建洲同志虚晃了一枪。张建洲同志曾经担任第20军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转业后担任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处长、杭州市新闻出版局第一任局长兼杭州出版社第一副社长（社长由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受命参与传记文学《西子魂----杭州十四烈士传》一书的编撰写作过程中，张建洲是我们一行作家的“顶头上司”。在市委宣传部组织写作者前往建德三都、梅城等地采访童祖恺、童润焦姐弟双烈时，建德市委党史办安排我与他同住一间旅舍。彻夜交谈中，张建洲同我详尽地讲述了他在朝鲜战场的独特的经历。这段经历构成了他几十年梦牵魂绕的长篇小说《战火中最美的女人》的基本内核。看过小说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具有自传体小说的明显特征。张建洲就是书中的张锦成，张锦成就是现实生活版中的张建洲。
乡野采风的那个晚上，先生同我讲了很多很多。他告诉我，他走上长津湖战役第一线时，战斗已经白热化。由于美军狂轰烂炸，大批伤员涌进了位处第一线（最前线）的前线包扎所。这些男性伤员在实施战场救护时，往往都需要对“下身”进行消毒、清理，“刮胡子”。前线包扎所只有女卫生兵。不少男兵对于让女性给自己的下身“刮胡子”，很不以为然。性格古板一点的甚至放狠话，说如果硬要让几个女的给自己“刮胡子”，就逃回阵地上去同敌人拼命！老祖宗留下来的命根子，那里是可以让女人随便看、随便修理的！前线包扎所长急忙把电话打到救护队，要队长立即派一个男子汉到火线包扎所，帮助女兵们“打扫卫生”。救护队长二话不说就把救护队唯一可以派得出去的少年张建洲差了过去。包扎所所长是本团郭团长的老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人手再缺，他也不敢在团长老婆面前打折扣，更何况，包扎所长的资格比他还高了半级！。于是，16岁的男孩走进了四个女兵组成的包扎所。
进所伊始，他就碰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开场白”：“…….第一次和四位姐姐见面，”方所长介绍说：“这就是队长给我们派来的男子汉！”
突然，一个大姐向我走来，猛地把手伸到我裤裆里，还说：“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男子汉！”
我慌忙用双手捂住下身，又引来一阵笑声。
“别闹了！”方所长立即阻止大家这样胡闹，对我说：“张锦成同志，姐姐们是在和你开玩笑，别当真。我们太希望来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我就是真正的男子汉！”我大声说…….
这个“开场锣鼓”让小男子汉着实吃了一惊。小时候听大人们说书唱戏，讲的都是男人调戏女人，怎么这个大姐姐突然掉了个头呢？后来包扎所所长—-—也就是本团团长的夫人——找他谈话，他才似懂非懂地知道了个大概。他回忆说：有一个阶段，防空洞只有四个女护士和我这个小男子汉，她们总喜欢找个理由和我说话，做一些小动作。开始我很不习惯，甚至很反感。当时的老班长（也就是书中方所长的原型）对我说：“环境这么恶劣，随时都有死的可能；女人又集中在一起，就特别想有个男人在身边。大家都喜欢同你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是很自然的，不要太在意。”从此，小男子汉开始了和四个姐姐同钻一个坑道，同睡一个统铺，同垫一层稻草，给姐姐们用汽油桶烧水、洗澡，无意中看到姐姐在洗澡时露出的胴体，不经意间偷听到姐姐们战斗间隙与丈夫在坑道里“努力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趣闻轶事……..
那晚与先生的谈话一直持续到金鸡报晓都没有结束。我深深地为先生的战场经历所感动，尤其是他接下来的一段话，更使我感受到了一种无以言比的震撼。他说：“在防空洞无数个日日夜夜，姐姐们的勇敢献身精神太使我感动了：我太爱她们了！总之，没有亲历过打仗，没有亲眼看到敌人向自己冲过来、身边的战友倒下去的情景，是很难理解战士在特定的环境里、特殊的事件中，会做出极端行为举动的原因。在战争环境里，人的很多想法在和平环境是不可能产生的。战争往往会把人的思绪推到极致，没有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人是很难理解的。”（《战火中最美的女人》P13、P65、P159、P160）
张建洲讲述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思想解放的春风吹进祖国大地的时候，杭州、浙江文艺界曾经掀起过一个文艺学习和文艺创作的热潮。各种形式的文学交流、文学辅导活动层出不穷。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和“写什么？怎么写”成了新老作家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而前辈作家在讲到“选材”重要意义时讲的一句话，尤其令人影响深刻，那话叫作“语言新不如角度新；角度新不如题材新”。虽然这话并不存在太大的理论建树，但是对于一群正在努力寻求突破的青年作者，这种观点应该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可操作性。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铺垫，当我听到张建洲讲述的朝鲜战场故事之后，我立马就情不自禁就为他喝起彩来。我认为不管从哪一个层面，先生这一段独特的战争经历，都是他文学创作的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的金矿。
张建洲告诉我：这个故事已经在他心里发酵了三十几年。他下决心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否则，百年之后，他无顔去见那几个“战火中最美的大姐姐”。
我深以为是。
俗话说，找到一个好的题材，等于作品成功了一半。更何况张建洲从朝鲜战场回国之后，长期在20军政治部报导组担任报道组长，写过不少有份量的新闻报道、人物特写，1955年还在《解放军报》发表过小说处女作《入伍一月》，具有较为深厚的小说功底。我相信，凭借着深厚的生活功底和和在战场厮杀中养成的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他写好最美女兵的愿望一定能够心想事成。可是《西子魂》出版好一段时间之后，也没有听他讲起写作战场小说的进展消息。不过仔细一想，也觉得情有可原。那阵子作家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杭州市委、市委宣传部出于对作家的爱护，经常组织开会学习，还专门在郊区举办了好几期文艺理论学习班。这些会议虽然都是市委宣传部的名义，但具体执行起来，文艺处都是“壮劳力”。文艺处也就四五个兵，作为处长的他想分出心来写小说，当然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又过了好久，正思量着可能没戏了，张建洲却把一叠小说稿拿到了我的办公室。正是小男子汉的那个长津湖！我读得如饥似渴。虽然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叙述语言还残留着公文写作的痕迹，但少年和几个女兵的英雄形象却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我认为，小说虽然还有着不少修改上升的空间，但骨子里是个“好胚子”却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因此，当“顶头上司”说准备请一个文艺界名人帮他把小说推荐给本省一家大型文学刊物时，我立马拍手称好。这文艺界名人当时的名气虽然还远非后来可比，但却是个性情中人，人脉也广，请他出马，应该出得上力。果然，“顶头上司”的小说在一番认真的修改之后，以《远东少年和远东的一条河流》的篇名，刊登在本省大型文学刊物的显要位置上。为女兵姐姐树碑立传的愿望得以实现，张建洲的心安理得就是可以想象的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却发现，先生又出现了心事重重的迹象。
先生是一个心肠火热却表情呆板的汉子，不苟言笑，不喜欢长篇大论。但是先生的城府却绝对谈不上深邃。有什么心事在，往他脸上一望就可以猜个七八九。不过我没向先生打探究竟。我不是一个喜欢多嘴多舌的人。我想一个人长期身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工作岗位，产生焦虑一类的心理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先生还是一个同我距离很远的领导。对于机关工作人员，“自来熟”、“自作多情”可是要命的东西。
好久之后的一个夏日，我得到了一个与先生闲聊的机会。通过闲聊，我才知道先生何以心事重重。先生的小说发表后，不知怎么就从天外泼来了一注凉水，说先生的小说与政治靠得太近，没有逃脱“主题先行的巢穴”。更有好事者发议论，说在提倡思想解放的当下，宣传系统一个领导干部发这样一部小说，是不是又意味着有什么“新动向”？对一部作品有不同认识（不论是政治上还是艺术上）
这都应该是正常不过的事。但是，把一部作品同某种理论强拉硬扯地挂上勾，就有点不地道了。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先锋）小说理论和作品排山倒海一般涌进中国。这种理念（和作品）的涌入，对于推动思想解放、促进中国文学走向（融入）世界，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后来这种理念反倒被一部分中国文化人自己发展成为“告别革命”、“去政治化”、“向内转”的时候，它的局限性、它的短板、它的不能自圆其说，也就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出来。试看古今中外能够传之久远的经典名著：《战争与和平》、《复活》、《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红与黑》、再靠近一点的《百年孤独》、《喧哗与騒动》、《胡莉亚姨妈与作家》、《我的名字叫红》、《安全局还在行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长日将尽》…….又有哪一部是可以称之远离了政治而取得了成功的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离开了是非真伪，离开了道德评判，就是说得天花乱坠，还不就是抽去了骨头的一堆肉？其实，就这个话题，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表述。奥威尔说：“没有一本书是能够真正做到脱离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应该脱离政治，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东西是华而不实的空头文章，尽是些没有意义的句子、词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
但是，奥威尔又决不是一个主张“唯政治”的文艺理论家。他在陈述上述观点的同时立即做了补充，他说：“我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生产一部艺术作品’。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注意，我最先关心的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一本书的，甚至不会写一篇杂志长文。”（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P133、134、137）
我发表这些议论的时候，一定有一种不平则鸣的冲动模样。可是，先生却泰然自若。他到底经历过战场生死的考验呀。他只是静静地听，好一刻才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个长津湖故事，我还要好好琢磨，好好写。搞不出个像样的东西来，我对不起那几个姐姐！
我默然。
我知道这个长津湖故事在他心中的份量。一晃就是十几年。当“雄纠纠、气昂昂”的歌声唱遍东亚山山水水65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小男子汉的长津湖故事终于在先生笔下，迈开了新的脚步。不过，这个由花甲迈向耄耋的十几年，先生的日子，也就是个喜忧参半。虽然在这十几年中，先生创建了规模巨大的杭州图书第二发行渠道——杭州图书城，受到全国图书出版发行领导机关和图书发行同行的夸奖和称赞；虽然他创作的另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归宿》经过十年打磨，最终得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取得好评，但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古稀之年一次体检，他的肾脏上端发现了一只狰狞的祸祟。虽然外科医生切除了这只恶魔，但长期的劳累和恶魔的作祟，到底摧毁了他的健康防线。先生是个唯物主义者，虽然在往后的日子里医生和家人变着法子打马虎眼说些宽慰的话，但先生心里却明白，属于自己的剩余时间，已经不可阻挡地进入倒计时阶段了。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进入倒计时的岁月，最应该做到的就是，“一定要想办法活着！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用点啥就用点啥，千万不要自己委屈，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留下遗憾”！然而，先生却“特立独行”。在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之光已经所剩无几之后，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战火中最美女人》的写作之中。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石峰同志，对于张建洲创作过程中的忘我情景，在他为小说所作的序言中，有一段非常精彩传神的描述：“为了兑现对老战友的承诺（作者注：指把小说写出来，好让一个叫刘林生的残废战友过世后‘带走’），2014年5月，他开始创作纪实的小说《战火中最美的女人》。于是，他的精神世界又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在原工作的出版社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子，每天早上8点出门去‘上班’，下午4点回家。原先他三天两头往医院跑，进入了创作状态，医院也不去了。他一进入那间小屋，就播放志愿军战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电影《上甘岭》主题曲《英雄赞歌》。这时，埋藏在他心灵深处65年，对曾与自己并肩战斗、朝夕相处的几位女护士的爱和思念，从他的笔端喷涌而出。他陶醉了，他激动了，他流泪了。我也为他的激情感动。”（《战火中最美的女人》P2）
应该说，写作《战火中最美的女人》的先生与写作《远东少年》时的先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他对艺术，对生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体昧。对此，他在小说的后记中，向读者敞开了心扉，他说：“现在有些战争片，把战士当木头工具，按导演的设计去做动作。更可笑的十几个敌人打不死我们一个战士，而这个战士却一枪一个把敌人消灭掉。其实，把敌人写得不堪一击反而降低了我军的战斗力。前苏联作家别克写的《恐惧与无畏》就真实地写了面对敌人进攻、面对死亡的战士心理的真实表现，尤其是女战士，她们要比男战士承受更多更大的精神压力，经受更多身心的折磨与痛苦。“我没有直接去写战争的残酷，没有展开描写战士们在阵地上与敌人的拼杀，而是通过一个小小的包扎所，通过几个女战士的行为，来透视这场战争的悲壮、艰苦，以及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才取得的胜利。有位参加过长征的志愿军首长说，在坑道里坚守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比长征过草地还折磨人的意志。战争对人的最大考验就是生死；面对生死，有思想的人会那么简单吗？
“并不是每个战士临死前都高喊着口号的。在我面前倒下的同一个村子里来的老乡，临死前，把发下来的一点津贴费交给我，说：‘如果你能活着回国，请把它交给我妈妈，对她说，儿子对不起她老人家，妈妈就希望我能为这个家传宗接代，现在我走了……’。也有个别被认为比较落后的战士在临死时说：‘我长了这么大，还没有碰过女人呢……’
就是这些战士,面对敌人勇敢地去拼杀。那么残酷的战争，那么艰苦的环境，那么困难的生活，没有听说有一个战士怕死叛逃，没有一个战士在强大敌人面前退缩害怕。
“对于年过八十、原来写作基础又不厚实的我来说，小说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自己折磨自己、自己考验自己的意志和耐力的过程。如果不是为了纪念抗美援朝65周年，如果不是为了当年对战友的承诺，我不会用近一年的时间来写一部小说。对我这个年过八十的人来说，也不想去创造什么样的‘奇迹’，即使有‘奇迹’，对我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我对自己说，你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用不着去想那么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不要指望别人来教你、帮你、扶着你去走你自己应该走的路。
“我的人生路离终点站不远了。回顾这一生，我可以这样说：问心无愧——我对得起我爱的人，也对得起爱我的人。写完这部小说，我就再也没有‘最后一次任务’了，我会轻松地、顺其自然地向人生的终点站走去。………”（《战火中最美的女人》P160、P161、P170）
先生的小说杀青后，我再一次成了小说的“第一批读者”，而且陪伴先生经历了一场如同当年“秦琼卖马”一般的尴尬故事。不过先生并不为挫折所气馁。“东方不亮西方亮“、“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些人生格言，先生到底记得多了。果然，仅仅过去了一个月，曾经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吉林省十佳、双十佳期刊，东北三省优秀期刊的大型文学刊物《作家》，就以头题的位置，隆重推出了先生的小说。而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65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杭州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战火中最美的女人》，也以独特端庄的华丽色彩，引人入胜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事隔65年，81岁的老男子汉终于完成了16岁小男子汉在炮声隆隆中立下的宏愿，为他的前线包扎所四个女兵姐姐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小说出版后不几天，兴奋中的先生约请我和杭州市文联研究员、文艺评论家高松年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一级作家曹布拉先生，一块到杭州青芝坞农家乐茶室喝茶。发出邀约时先生就特意声明：今天的茶资必须由他埋单。我们也就由着他。我们知道，这部孵了65年的小说得以“出窝”，先生心里乐喝着呢！
一番祝贺、感慨、夸赞之后，先生突然问高、曹：二位教授，论写作你们都是行家里手。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题外话：全国作家中，满了80岁还出长篇小说的，多还是不多？高、曹二位忙说不多。活到80都属于幸运，遑论写作出小说？难！先生又扭头问我，说他们两个滑头，喜欢恭维我，你不要学他们，你说句实话。我只有实说。我告诉先生，人过八十还能现写现出长篇小说的，国内作家不能说绝无仅有，马识途、王蒙、徐怀中、姚雪垠…….八十之后，都有小说作品问世。不过这个几率到底太少，数得出来的几个人。浙江上了九十高龄还在写作出新书的也有，黄源、冀方、张白怀、郑秉谦、蒋风、福庚、陈绥之…….不过他们写的是散文、游记、回忆录，不是小说…….
高松年急忙插进话来，说张局长啊，我们要给你竖大姆指呢！你张局长奋斗了一生，努力了一生，现在已经了却了几十年的心愿，应该好好享受晚年了！
先生忙说教授说得对。我在后记里也说了，我再也没有任务了，我会轻松地、顺其自然地向人生的终点站走去。往后好一段时间，先生在同我们茶聚或打电话，果然很少谈及写作的事。医生发现他那个肾CA有扩散的迹象。先生跑医院的几率又大大地增加了。一年多之后的2017年春，先生把一厚叠打印稿放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回，先生可是耍了一点小“花招”。他并没有“轻松地、顺其自然地向人生的终点站走去”。在短暂的休整之后，从2015年秋起，他就又以自己罹患焦虑症（抑郁症）三年的经历为模板，开始了中篇纪实小说《两个病人》的写作。《两个病人》是先生的生命绝唱，也是他小说写得最放松最流畅的一篇。在初读先生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多次为先生对于焦虑症（抑郁症）患者的深情描述流下泪水。
我在想，先生这哪里是在写小说？先生是在毫不吝惜地燃烧他的生命之火呀！
令人感慨的是，先生这一次又遭遇了“秦琼卖马”的尴尬。小说稿又一次被他钟爱一生的本省那家文学刊物拒之门外。一个自视甚高、对文学充其量也就是个“半瓶子水”的见习编辑，还对小说进行了一番令人作呕的冷潮热讽。好在先生早就熟知了人情冷暖，并不计较。他又把稿子投到了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艺术双月刊《名家名作》。被本省见习编辑嘲弄得体无完肤的六万余字的中篇纪实小说《两个病人》，二个月后，又以头题的位置，刊发在这本由贾平凹、高洪波、张平等人主持的文艺杂志上。
“墙里开花墙外香”。中国文化人对于这种文化现象似乎早已司空见惯。若不然，这个词条怎么就能畅销几千年了呢？2019年新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照例打电话到先生府上贺岁，打通师母孙老师的电话，才知道重病复发的先生已经住进了新华医院。与病魔緾斗了几年的先生已经油尽灯槁，原本一百二十多斤重的汉子，只剩了六七十斤。当我不得不忍泪准备离去的时候，骨瘦如柴的先生挣扎着坐起身来。我以为先生要同我说几句告别的安慰话。可是先生握着我的手，久久无助地看着我，一言不发，直到我的鼻腔、眼眶一阵阵酸楚，先生才喘息着说了一句话：告诉高松年、曹布拉，等我身体好一点，我们再到青芝坞去喝茶。青芝坞的茶好喝呀！
2019年2月15日，抗美援朝老兵张建洲同志走完了85年的人生征程。2月18日，我和高松年、曹布拉，以及杭州市文联原副主席胡慧芬、陈涛，杭州市新闻出版局处长余建明等杭州文艺界人士和先生的亲友一百余人在龙驹坞为先生远行送别。低廻的哀乐声中，我朝先生的遗像深鞠了三个躬，喃喃地咕噜了一声老兵，一路走好！碰到几个战火中最美丽的小姐姐，请向她们致敬！她们用生命写就的长津湖的故事，后来人一定会永远惦记在心里！
2024年1月14日下午3时（张建洲同志仙逝五周年之际） 稿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