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拙作＜陆军监狱＞（中共中央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版）写到过三个人物。一个是陈英盛。大革命失败后，他去宁波团市委交通处联系工作时被捕。由于查不出证据，关了两个月就被放了出来。出狱后他与党失去联系，十分苦恼。思衬着还在陆军监狱关押着的团市委宣传部负责人陈存世可能有党的关系，就又假称是陈存世的亲戚去陆军监狱探监，结果被国民党发现，再度入狱，终遭杀害。
另一个是陆军监狱特别党支部支部书记邹子侃。他获准假释后，忘不了狱中的战友，忘不了狱中党支部正在组织的越狱暴动，又主动回到监狱组织暴动。计划败露，亦遭杀害。
再一个是被国民党称之为“浙东暴动总指挥”的叶天底。叶天底患有麻疯病，是陆军监狱一千五百另四个共产党人中唯一一个用罗筐抬进来的囚徒。经过亲友活动，叶天底也获准保外就医。亲友希望他乘机潜逃，他断然拒绝。回监后他即给大哥写信诀别：“大哥！我决无生路，不死于病，而死于敌人之手。大丈夫生而不力，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义之花。但我最终放心不下的是母亲，希望你代我尽责抚养。我决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你的弟弟最后的书信。”不久，他就又被国民党警察用门板扛抬着上了刑场。
采访写作《陆军监狱》时我还比较年轻，写着写着就会泪流满面，真可谓“怎一个感动了得”。我总在想：我们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天下、坐江山，是有道理的。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们党吸纳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英。这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中，当然也有许多人是因为没饭吃而投军吃粮，但是，“不为官司不为贫，红军未过我家门”，为了理想为了主义为了推动历史前进者，肯定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正是因为拥有这么一支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优秀分子队伍，我们才迎来了“天安门上太阳升”。
转眼间，八十九年就过去了。无论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政党，八十九岁肯定算不得年轻了，肯定是应该很好地审视一下自己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了，检讨一下当前所面对的现实了。我们还有那样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吗？我们与人民群众还有那种鱼水相依的血肉联系吗？
每一个有良知的共产党员都会做出明确的结论。
党面临着危险是一个母容置疑的现实。
前段看到一个消息：公安部重申贪污受贿的立案标准仍然是五千元。看到这个消息，我好久说不出话。我当然举双手拥护这个“重申”。刑法上写得明明白白，贪污受贿的立案标准本来就不应该“水涨船高”。把立案审查的标准一会儿提到一万元，一会儿提到五万元，把个法律变成了松紧带，很不严肃。而且这个五千元的标准，同台湾惩治贪污的标准还有着好大一段距离。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中多次讲到，台湾公务员只要查证冒充报销了一份便当（也就是十来元钱），就可以获刑二年。
但是，我又不能不想到，这个“重申”会不会同过往的“城门画老虎”异曲同工？会不会象明星做广告一样仅仅是做做秀而已？
在建党八十九周年到来之际讲这些也许有点不切时宜。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迫使我们不能不讲，交且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全党重学一次《甲申三百年祭》了？
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虽然这样的学习也许不关痛痒，但我觉得仍有必要。因为我知道，叶天底喊着“先烈之血，主义之花”坦然就死的时候，陈英盛“自投罗网”到监狱里找党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会希望自己的鲜血就这么着白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