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知青见真情
哲 杰
一次知青聚会上，大家谈及一起插队的杨军，有的说三十多年没了他的音讯、有的说他疯了，还有的说他死了……最后在浙一医院工作的俞运彪发了话：“杨军还活着。” 于是我们在这位热心的老友的引领下，去了杭州市下城区一家“工疗站”（为弱智人员提供学习、劳动的场所）探望杨军。
“31一8＝23，老师给我打了勾。我每天要抽纱头，一月工资250。我穿的衣服全是运彪给的”听着满脸胡子邋遢的杨军的话，我们欣慰地笑了。
三十六前，我们和杨军同在黑龙江省虎林县杨岗公社插队。头几年，知青宿舍曾经两次失火，一次是有人用灯炮烘鞋垫，幸好只烧了条被子；另一次是杨军为烧暖炕猛加柴禾后，顾自己去看电影，结果宿舍烧了不说，还殃及了隔壁的马号，经众人奋力抢救保住了队上所有的马。出事后，公社书记、主任都赶来，救济知青每人80块钱和几丈布票。到了1975年，队上的知青返城的返城、上调的上调，春节前，只剩俞运彪和杨军两人。他俩干了一年，每人分得一百多元的红，高兴得不得了。俞运彪拉杨军一起回杭州过年，可杨军蜷缩在炕头说天太冷，死活不肯走。运彪无奈只得一人先行，嗣后他后悔不已，没能和杨军结伴走，结果杨军出了事。
原来，在俞运彪走后的第二天，杨军也登上了回杭的列车，平时好喝酒的他买了瓶“北大荒”，和车上几个陌生青年举杯共饮，酒后又吐真言，说一年赚了百元多块钱，等到了上海，酒醒来发现兜里的钱不翼而飞，神经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将剩余的零钱满地扔，昏昏噩噩地被列车民警送到杭州。从此，他说话语无伦次、做事没头没脑。要知道这一百多元钱，在当时对他家来说有多么重要啊。那年杨军的父亲刚病故，母亲在一家丝织厂做工，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妹要吃饭要读书，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血汗钱本可贴补家用，说没就没了，换了谁，谁受得了？
再后来，俞运彪在东北帮杨军办了病退户口。开始，杨军以语文、数学、政治三门课考了10分的成绩，抵母亲的职进了厂，先在食堂给人打饭，烟瘾上来就叼支烟，工人嫌他脏；后来让他去车间干活，可那里的活儿他什么都不会干，到了被厂里辞退了。运彪调回杭州后，看到昔日同睡一铺炕、同吃一锅饭、同在一条垄沟里干活的战友变得如此令人心酸，便四处找朋友、托关系，好不容易帮他介绍到一家厂里去搞卫生。他每天的任务是扫地，干累了坐在路边歇口气、抽支烟，做了没多久，说他工作不主动又被解聘了。运彪再帮他办了“精神残疾证”， 送他去“工疗站”，逢年过节送钱送物给他，真是无微不至。
如今“银杏飘落”、还孑然一身的杨军在社区的关怀和八十高龄母亲的照料下安度残年余生。
